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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越民国之少帅春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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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章 高低(2/ 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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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战略上,则是蒋百里之强项,但要恐怕归功于其比之蔡锷之长寿(虽然正史上蒋百里也只活了56岁,但比37岁的蔡锷则又有了岁月沉积与历史演进的优势,参考蒋在1936年才大致完成其“以空间换取时间”的著名“持久战”奠基人的理论《国防论》)。他的贡献,恐怕还是其桃李满天下的军中子弟吧。

而蔡锷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并加以总结,关于作战指导,蔡锷认为:“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,审势以求当,未可稍有拘滞,若不揣其本,徒思仿效于人,势将如跛者之竞走,鲜不蹶也。”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,他既不完全肯定曾、胡“主守不主攻”的思想,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“极端的主张攻击”的思想所左右,而是根据中国军队、军费、交通等情况,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。他说:“中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,与其孤注一掷之举,不如采取波亚战术(指游击战术),据险以守,节节为防,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,俟其深入无继,乃一举歼除之。”从这一点讲,蔡锷对中国的国情的了解是相当精到和独特的,丝毫不亚于蒋百里,或者说是蒋百里后来理论的补充----毕竟蒋百里提供了中国在大方向上必胜的论证,而蔡锷则指导了中国如何胜的难题。两者的结合,大概便是后来毛爷爷的《论持久战》、《论游击战》的主要思想。

对于自己和蒋百里孰高孰低的问题,还真不好回答,也从来没做此比较。自己年纪轻轻就执掌一省军事,于军事理论上也颇有研究,而蒋百里则多在军事理论和军事人才的培养上有建树,两者严格意义上讲是军事学的两大分支。蔡锷当得上军事家,而蒋百里则只能说是军事学家。

蔡锷是正人君子,说自己强于蒋百里的话是万万不会讲出来的,毕竟做人要厚道;但要说自己弱,又心有不甘,又怕张汉卿阅历浅会真的认为自己略输一筹。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,这面子还是要争一争的。

想了一想,蔡锷道:“我与你蒋世叔都毕业于日本陆大系,算是系出同门,但后来各自发展专业领域不同,机缘也不尽一样,怎好比较?”他微微一笑,平静下来,指着张汉卿的鼻子,笑着说:“汉卿,你怎么会想到问到这么奇怪的问题?”

张汉卿肃容回答说:“奉天部队一直存在战斗力低下与指挥能力落后等问题,学良临来之时,便和父亲讨论过关于重开奉天讲武堂的事----现在想来恐怕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始了罢。只是学良始终存在一个疑点:鉴于练兵时间与财政限制,是作战与指挥能力优先还是政工优先,学良仍在推敲。练一支百战精兵,费用肯定不小;而政工优先,则奉天可用投入教育的资金来满足政工部分的投入,费用较小。只是在提升军队战斗力方面是否有不足的地方还未可知。蒋世叔在战略方向上的造诣自不必说,在保定陆军学校教导中也有不俗成就。学良想亲自讨教这个问题。”

蔡锷点头,微笑着说:“政工,是什么意思?”

张汉卿不好意思地说:“这是小侄想出来的新词。政工就是用政治教育的手段来使官兵知道,他们是为何而战。学良私下也认为,军队的战斗力不单单在于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,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士气。另外部队的政工人员也要改变策略,要官兵一体,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。学良曾经对世叔的波亚战术略有心得,用另外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打人民战争。只要获得人民拥护,进可以从人民中源源不断地获得后勤、物力、人力的支持,退可以融入百姓中间寻得保护。学良认为,现代部队需要大批这样的专职人员,这样的人员应该是有文化、有思想的知识分子,这样的人教出来的兵,才是有精、气、神的。”

蔡锷不再微笑。他凝视张汉卿许久,徐徐道:“这个问题是你父亲的想法还是你自己的认识?”

张汉卿郝然道:“只是学良自己的揣测。”

蔡锷静静说:“汉卿今年15岁?”

张汉卿说:“虚岁满15了。”

蔡锷忽然拉起张汉卿的手说:“吾道不孤。我现在就带你见见蒋方震。”

这番话能引起我们蔡大将军的共鸣,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除了一些新式名词外,张汉卿的见解结合了蔡锷、蒋百里多年的研究成果,又解开了他多年以来的疑惑,怎不令他失态?(张汉卿:废话,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特色的建军与强军之路,又怎么会错?)

当时,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、改革军制的热潮,把练兵作为救国的“第一要义”。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,而且更需要精神,御侮不仅需要枪炮,更需要国魂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、军事训练,以提高国民素质。张汉卿提出的政工人员教出精神的想法,正合他意。

而且张汉卿“官兵一体”的提法甚得他心。蔡锷也一直提倡官兵之间“和辑”相处,使士兵把军营视为“第二家庭”。他特别欣赏曾国藩“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”这句话,认为带兵者若“能以此存心,则古今带兵格言,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”。张汉卿小小年纪能有这种认识,不能不让他刮目相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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